尚德缓刑书
汉昭帝逝世，昌邑王刘贺被废黜，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，奏书说：
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，路温舒上书，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：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，尊文、武之业，
泽加百姓，功润诸侯，虽不及三王，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一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，是以囹圄空虚，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，昭帝即世而无嗣，大臣忧戚，焦心合谋，皆以昌邑尊亲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乱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，股肱汉国，披肝胆，决大计，黜亡义，立有德，辅天而行，然后宗庙以安，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统，涤烦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继绝，以应天意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，羞文学，好武勇，贱仁义之士，贵治狱之吏，正言者谓之诽谤，遏过者谓之妖言，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誉谀之声日满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赖陛下恩厚，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，父子夫妻戮力安家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狱乱之也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驱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做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词以视之，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，上奏畏却，则锻练而周内之；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亡极，媮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：“画地为狱议不入；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狱；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，莫甚乎治狱之吏，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，而后凤凰集；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：“山薮臧疾，川泽纳污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扫亡秦之失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宽刑罚，以废治狱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履和乐，与天亡极，天下幸甚。”
上善其言。
“尚德缓刑书”译文及注释
汉昭帝逝世后，昌邑王刘贺刚继位就被废黜，宣帝开始登上皇位。路温舒趁这个时机上书，主张崇尚德治缓解刑法。书中说：
“我听说齐国有了公孙无知杀死襄公的祸事，桓公才能够兴起；晋国发生了骊姬进谗那样的灾难，文公才能在诸侯中称霸；近世赵王未能寿终而死，诸吕发动叛乱，而孝文帝被尊为太宗皇帝。由此看来，产生祸乱，将会为圣人出现开创机会。所以齐桓公，晋文公扶植、振兴衰败了的国家，尊崇周文王、周武王建立的功业，给百姓带来恩泽，功劳施及诸侯，虽然赶不上夏禹、商汤和周文王，可是天下人民都归附于他们的仁政。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备最高的德行，来承受天意，他崇尚仁义，减轻刑罚，打通关隘、架起桥梁，远近如一，敬重贤人如同对待贵宾一样，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小孩，他用启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，把内心觉得安适的事情推行到全国，因此监狱空无一人，天下太平。紧接社会变化以后即位的君主，一定会给人们带来不同往日的恩惠，这是贤明的圣人用来显示天意的行为。”
“从前昭帝去世时没有儿子，大臣们忧愁得很，怀着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，都认为昌邑王是尊贵的皇室亲属，推举他，把他立为皇帝，但是上天不肯授命，而是把他的心弄乱，于是便自己丢失了帝位。很深刻地考虑祸患事变发生的原因，这是伟大的上天用来开导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。所以大将军霍光接受武帝的遗命，成为汉朝君主最得力的辅臣，他披肝沥胆，决定大计，黜退不讲仁义的人，立有德行的人为帝，辅助上天行事，这样祖庙才得安定，天下才都太平无事。”
“我听说《春秋》很重视君王登基的事，这是为了统一天下，为了慎重地对待开创事业。陛下刚登上帝位，与天意符合，应该纠正前代的过错，在承受天命继承帝业时慎重对待开始做的每一件事，去掉烦苛的法令，解除老百姓的疾苦，保存、继承将要消亡、断绝的好传统，用这些行动来应合天意。”
“我听说秦朝有很多失误的地方，其中一条现在还存在，就是负责审案的官吏违法判案的问题。秦朝时候，看不起文学，崇尚武勇精神，轻视奉行仁义的人，重视负责判案的官吏，正直的言论被认为是诽谤，阻拦犯错误的话被说成是妖言，所以那些衣冠整齐的儒生在那时不被重用，忠良恳切的言辞都郁积在胸中，称赞阿谀声天天响在他们耳边，虚伪的赞美迷住了心窍，而实际上存在的祸患被遮蔽、掩盖住了，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。如今天下靠着陛下恩厚，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饿寒冷的忧患，父子、夫妻合力安家，但是天下太平还未完全实现，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乱了。判案，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，被处死的人不能复活，人被砍断了肢体不能再给他接起来。《书经》上说：“与其杀死无罪的人，宁愿犯不遵守成规旧法酌错误。”现在负责判案的官吏便不是这样，上下相互驱使，把苛刻当作严明，判案严厉的获得公道的名声，判案公平的后来多有祸患。所以负责判案的官吏，都想把人置于死地，并不是他们恨别人，而是他们求得自身安全的办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。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，受刑的人并肩站着，处死刑的人计算起来每年数以万计。这是奉行仁义的圣人感到悲伤的原因。太平未能完全实现，都是因为这引起的。人们的常情是安适的时候就会显得快乐，痛苦的时候就想要死掉，在木棍荆杖鞭打的时候，从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？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，就用些假话招供，审案的官吏就利用这种情况，指出某种罪名，点明罪犯应该招认的罪状，审案的官吏担心案子报上去后会被驳倒退回来，于是便违法罗织罪状，套上罪名，到了报告上级判罪结果的时候，即使是咎繇听了囚犯的罪状，也认为处死也抵偿不了他的罪过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审案的官吏违法陷入于罪、广列罪名，玩弄法律条文把罪状写得十分明显的缘故。因此审案的官吏专门苛刻严峻地对待犯人，残害人没有止境，办一切事情都马马虎虎，不顾国家遭到祸患，这是世上的大害。所以俗话说道：“在地上画一座监狱，也不进去；面对着木刻的狱吏，也不与他对话。”这反映出社会上痛恨狱吏的风气，是很悲痛的语言。所以天下的祸害，没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这件事。败坏法纪，扰乱正道，使亲人分离，道义不明，没有谁比负责判案的官吏更厉害的。这就是我所说的秦朝的过错有一条至今还存在的原因。”
“我听说鹞鹰下的蛋不会遭到毁坏，然后凤凰才会停留在树上；犯了诽谤罪的人不会受到惩罚，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说出有益的话。所以古人有种说法：“山林水泽隐藏着毒害人的东西，河流湖泊容纳污秽的东西，美玉隐藏着瑕斑，国君能容忍辱骂。”愿陛下除去诽谤人的罪名，用来招致恳切的忠言，让天下人开口说话，扩大人们规劝、进谏的渠道，扫除造成秦朝灭亡的过错，尊崇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德行，减省法制条文，宽缓刑罚，用这些来清除治狱的积弊，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现太平的气象，长期和平安乐，和天地一样没有穷尽，那样，人民就太幸运了。”
“尚德缓刑书”鉴赏
赏析
文章指出：“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”就是说：秦之所以亡，有十个失误，其中一个，到现在（即在路温舒当时）仍然存在，即过分重视、重用“治狱之吏”。这些人，“上下相殴(驱)，以刻为明”，“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”。他们竞相追逐，滥施刑罚，以“治狱”越苛刻越好，量刑、判刑越重越好。结果，造成“被刑之徒，比肩而立；大辟（处死）之计，岁以万数”。
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“逼、供、信”的残忍手段，使人入罪。所谓“棰楚(以杖鞭扑)之下，何求而不可得”。靠刑讯来逼供，“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辞以视(示)之”，被迫造假。“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”，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，晓以利害，要他服罪，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“诱供”，以进一步陷人于罪。“上奏畏却，则锻练(炼)而周内(纳)之”，就是说：怕上级批不准，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，使“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”。办法有二：一是进一步对“犯人”进行逼供、诱供，以便取得更多的“罪证”，使“成练者众”；一是组织材料班子、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，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，以便使“文致之罪明也”。如此，“虽咎繇(同皋陶，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)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”，铁案如山，不可覆翻矣。
当时“治狱之吏”都“以刻为明”，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。朝廷利用权势，大搞思想箝制、舆论一律，使执法“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，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”好一个“自安之道在人之死”！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。易卜生《人民公敌》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，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，被宣布为“人民公敌”。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“围剿”的人中，并不乏同情之士，他们振臂“讨伐”，心里明白，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——迫于权势，“不敢不那么办”。“治狱之吏”，诱于“深者获公名”，鉴于“平者多后患”，故“皆欲人死”，也是“不敢不那么办”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统治期间，当权者上下相驱，以“左”为明。“左”之深者获公名——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于是重用、提拔有份；说公道话者多后患——轻则不信任，重则受株连。因此，自安之道，在于宁“左”毋右。于是乎上下竞相“左”，极“左”思潮风行矣。看来古今中外，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，否则，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？
矫治的办法，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，只能提出“除诽谤以招切言”，即让人讲话，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“谤言”，牢骚、骂娘的话都让说，才能“开天下之口”，招来至切之言。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“防民之口”(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)的优良传统，主张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，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，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。这在今天看来，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，则有其局限性。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，我们不可苛求于他。今天，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，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。
路温舒简介
两汉·路温舒的简介
西汉著名的司法官。字长君，钜鹿人（钜鹿，在今河北南部，路温舒系河北广宗人）。信奉儒家学说。起初学习律令，当过县狱吏、郡决曹史；后来又学习《春秋》经义，举孝廉，当过廷尉奏曹掾、守廷尉史、郡太守等职。宣帝即位，他上疏请求改变重刑罚、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，主张“尚德缓刑”，“省法制，宽刑罚”。他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，是法密政苛，重用狱吏。汉承袭秦朝这一弊政，必须改革。他还反对刑讯逼供，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，给狱吏枉法定罪开了方便之门。他在奏疏中还提出废除诽谤罪，以便广开言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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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德缓刑书
汉昭帝逝世，昌邑王刘贺被废黜，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，奏书说：
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，路温舒上书，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：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，尊文、武之业，
泽加百姓，功润诸侯，虽不及三王，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一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，是以囹圄空虚，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，昭帝即世而无嗣，大臣忧戚，焦心合谋，皆以昌邑尊亲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乱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，股肱汉国，披肝胆，决大计，黜亡义，立有德，辅天而行，然后宗庙以安，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统，涤烦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继绝，以应天意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，羞文学，好武勇，贱仁义之士，贵治狱之吏，正言者谓之诽谤，遏过者谓之妖言，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誉谀之声日满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赖陛下恩厚，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，父子夫妻戮力安家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狱乱之也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驱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做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词以视之，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，上奏畏却，则锻练而周内之；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亡极，媮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：“画地为狱议不入；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狱；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，莫甚乎治狱之吏，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，而后凤凰集；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：“山薮臧疾，川泽纳污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箴谏之路，扫亡秦之失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宽刑罚，以废治狱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履和乐，与天亡极，天下幸甚。”
上善其言。
臧僖伯谏观鱼
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。臧僖伯谏曰：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，谓之‘轨’；取材以章物采，谓之‘物’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。故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。昭文章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，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，则君不射，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，皂隶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。”
公曰：“吾将略地焉。”遂往，陈鱼而观之。僖伯称疾不从。
书曰：“公矢鱼与棠。”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
尊经阁记
经，常道也。其在于天，谓之命；其赋于人，谓之性。其主于身，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；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。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，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，一也，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
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「乐」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，忧后世，而述六经也，由之富家者支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，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，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，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为窭人丐夫，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：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」何以异于是？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，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冈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，又为尊经阁于其后，曰：「经正则庶民兴；庶民兴，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谂多士，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象祠记
灵、博之山，有象祠焉。其下诸苗夷之居者，咸神而祠之。宣慰安君，因诸苗夷之请，新其祠屋，而请记于予。予曰：“毁之乎，其新之也？”曰：“新之。”“新之也，何居乎？”曰：“斯祠之肇也，盖莫知其原。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，自吾父、吾祖溯曾高而上，皆尊奉而禋祀焉，举而不敢废也。”予曰：“胡然乎？有鼻之祀，唐之人盖尝毁之。象之道，以为子则不孝，以为弟则傲。斥于唐，而犹存于今；坏于有鼻，而犹盛于兹土也，胡然乎？”
我知之矣：君子之爱若人也，推及于其屋之乌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？然则祀者为舜，非为象也。意象之死，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？不然，古之骜桀者岂少哉？而象之祠独延于世，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泽之远且久也。
象之不仁，盖其始焉耳，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？《书》不云乎：“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” 瞽瞍亦允若，则已化而为慈父。象犹不弟，不可以为谐。进治于善，则不至于恶；不抵于奸，则必入于善。信乎，象盖已化于舜矣！《孟子》曰：“天子使吏治其国，象不得以有为也。”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，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。不然，周公之圣，而管、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，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，泽加于其民，既死而人怀之也。诸侯之卿，命于天子，盖《周官》之制，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？
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。然则唐人之毁之也，据象之始也；今之诸夷之奉之也，承象之终也。斯义也，吾将以表于世，使知人之不善，虽若象焉，犹可以改；而君子之修德，及其至也，虽若象之不仁，而犹可以化之也。”
驳复仇议
臣伏见天后时，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，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，卒能手刃父仇，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；且请“编之于令，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，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，兹谓滥；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，兹谓僭；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代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以是为典可乎？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，考正其曲直，原始而求其端，则刑礼之用，判然离矣。何者？若元庆之父，不陷于公罪，师韫之诛，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非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号不闻；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枕戈为得礼，处心积虑，以冲仇人之胸，介然自克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而又何诛焉？
其或元庆之父，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，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，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？
且其议曰：“人必有子，子必有亲，亲亲相仇，其乱谁救？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，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；非谓抵罪触法，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，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，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，不亦甚哉！
《周礼》：“调人，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，令勿仇；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，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？《春秋公羊传》曰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，子复仇，此推刃之道，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，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，孝也；不爱死，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，服孝死义，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，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？议者反以为戮，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，明矣。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，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滑稽列传
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义。”太史公曰：“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！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。
淳于髡者，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稽多辩，数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隐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呜，王知此鸟何也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，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语在《田完世家》中。
威王八年，楚人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，赍金百斤，车马十驷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“何敢！”王曰：“笑岂有说乎？”髡曰：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旁有禳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盂，祝曰：‘瓯窭满篝，污邪满车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”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，至赵。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革车千乘。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。
威王大悦，置酒后宫，召髡赐之酒。问曰：“先生能饮几何而醉？”对曰：“臣饮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”威王曰：“先生饮一斗而醉，恶能饮一石哉！其说可得闻乎？”髡曰：“赐酒大王之前，执法在傍，御史在后，髡恐惧俯伏而饮，不过一斗径醉矣。若亲有严客，髡帣韝鞠，侍酒于前，时赐馀沥，奉觞上寿，数起，饮不过二斗径醉矣。若朋友交游，久不相见，卒然相覩，欢然道故，私情相语，饮可五六斗径醉矣。若乃州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壶，相引为曹，握手无罚，目眙不禁，前有堕珥，后有遗簪，髡窃乐此，饮可八斗而醉二三。日暮酒阑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，主人留髡而送客。罗襦襟解，微闻芗泽，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石。故曰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，万事尽然。”言不可极，极之而衰，以讽谏焉。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罢长夜之饮，以髡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髡尝在侧。
五帝本纪赞
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《宰予问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桐，北过涿鹿，东渐於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。总之，不离古文者近是。予观《春秋》《国语》，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章矣，顾弟弗深考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书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
辨奸论
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!
昔者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!
今有人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。其祸岂可胜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。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。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。孰知祸之至于此哉?不然。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，悲夫!
项羽本纪赞
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：“舜目盖重瞳子。”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？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蜂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霸王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，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怀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，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五年，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，而不自责，过矣。乃引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岂不谬哉！
沧浪亭记
浮图文瑛居大云庵，环水，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，曰：“昔子美之记，记亭之胜也。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”
余曰：昔吴越有国时，广陵王镇吴中，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；其外戚孙承祐，亦治园于其偏。迨淮海纳土，此园不废。苏子美始建沧浪亭，最后禅者居之：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。有庵以来二百年，文瑛寻古遗事，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：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。
夫古今之变，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苍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阖闾、夫差之所争，子胥、种、蠡之所经营，今皆无有矣。庵与亭何为者哉？虽然，钱镠因乱攘窃，保有吴越，国富兵强，垂及四世。诸子姻戚，乘时奢僭，宫馆苑囿，极一时之盛。而子美之亭，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。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，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，则有在矣。
文瑛读书喜诗，与吾徒游，呼之为沧浪僧云。